声光电影里的青春史诗——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青春版）的舞台诗学建构
熊 玫
（南昌师范学院副教授）

八一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由成长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历史烟云的激荡走向舞台则意味着对于民族大事件以浓缩的形式重新认知、思考并外化于诸种艺术样式的综合性交融。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青春版）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以对青春的多层次挖掘为聚焦，借助舞台的声光电影效应，由外在视听盛宴走向深层次生命与大爱理念的探究，呈现了本土创编演队伍对于青春史诗的驾驭及营构能力。

歌剧作为戏曲舞台的一个品类在本土化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经典作品，其经典化的过程始终凸显的是“唱段”作为作品内涵表达的重要载体及展现的范式。《八一起义》（青春版）紧贴歌剧本体性，在唱词、唱腔上进行了富有针对性的开拓和探索。作品属于重大题材的舞台化凝练，与八一起义相关的决策性核心人物以及革命的相关事实都被有层次、艺术化地内置于表演体系之中。尽管作品涉及人物众多，但在以“唱段”作为展开叙事的进程中，多层设计与考量有序并进，体现了艺术创新的新理路。

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特质及其在剧中的情境进行唱腔唱词的设定。如同为青年革命力量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其唱腔唱词及表现倾向就各有不同。毛泽东的唱词紧密联系了其诗词创作，总体表现了青春的气度与锐不可当的力度。周恩来作为“八一起义”的总负责人，需要应对和协调多方关系，因而在“唱”的层面表现的是沉稳而不失开合度的圆实。而作为“八一起义”延宕力量的张国焘在唱腔和唱词上都因为自身行事及立场的因素而表现得向内萎缩、中气不足。作品人物之“唱”唱的不仅是事件，更是作为内核的精神及灵魂的状态。每一个人物的唱段某种程度上就对应了人物的塑造和刻画。因之，歌剧本身在听觉上的立体效果被有效传递出来。作品形成了声音意义上的浮世绘效应。

作品采取了主要人物唱腔唱词场景反复化与次要人物唱腔唱词简略化相结合的“唱段”处理方式，在整体上做到了中心点突出，氛围感饱满而又不失多方延展的丰富性。如对于周恩来及邓颖超互动唱段的设计，作品进行了多布点式推送。如此表达方式，明处在于与主题形成呼应关系，通过反复手法加以强调亦可有效提升作品作为歌剧体式所需要支撑的气势及情感。从隐喻的视角来看，正是以周恩来和邓颖超为代表的千千万万相互扶持的爱的力量的保证，中国革命才具有了不断向前的原生动力。作品定位于周恩来夫妇之间的唱段实际上以辐射的方式对中国革命本身进行了内在性总结。而八一起义的众多革命力量也是作品在建构舞台诗学过程中关注的重要支点。作品对于陈延年、老大娘等革命力量的唱腔唱词多以相对精要化方式进行印象式处理，与作品主要人物之间形成默契配合，达到相映生辉的效果，使得八一起义的多方位复合式再现成为可能。

在作品唱腔唱词部分多处设置合唱，有力烘托了整体性情境中的立体互渗，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革命需要领军人物，但终究要以人民为主体，因而作品在关键节点所设置的合唱与主体人物的互动形成互为提升的配合系统，为革命内部热量的凝聚和释放营造了具足的舞台美学根基。例如，在江边备战的唱段，合唱的融入带动了场景自身的抒情性风格，侧面展示了革命的群众性特质及昂扬而不乏浪漫的情调；结尾部分《我在等待这一刻》唱段的合唱则将作品的冲击力推向高点，革命的内核性分量通过富有情感的声音全面实现意义的落地。

除了在歌唱部分采用多元表达手法，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青春版）的舞台诗学建构还立足于观赏性本身，即从视觉层面融汇了东西方文化意象，生动展示了八一起义前后中国革命队伍的战斗姿态。

光影是直接进入观众视觉的第一舞台符号，除了与歌剧内容形成的自洽关系，其作为审美对象同样具有独立性的品格及被塑造的空间。作品在光影的塑形过程中，主要集合了两大美学取向。首先，展现光影的同时兼顾本体性意涵及象征性语言体系。作品开始所呈现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光影效果指涉的即为地理性症候与一触即发的中国革命所处的现状。通过灯光的渲染，作品首先向观众传递的是革命者在暗夜前行的艰辛与繁难。从文化视域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点染毫无疑问给现场带来了沉重的压抑气息，观众在感受整体情境的过程中很容易与作品达到同频的心理态势。随着革命的不断展开，光影作为作品的一部分逐渐走向明朗，直至云开日出，整部作品以西方油画的形式驱逐了观众内宇宙的阴霾，最终形成具有生命向上意义的欢乐颂格局。其次，充分考虑舞台作为独特表现空间的突围路径，在现代性上寻找与传统表达样式相异的新向度。舞台作为推动剧情的唯一场地必然存在时空转换的现实问题。传统歌剧在向现代性突围的过程中需要使用不同的方式实现画面语言的转型，以此获得表达的多视点谱系。在作品中，一类光影的使用仍然采用了较为传统的形式出场，即通过光影的自然变化形成对观众的暗示，告知该情节属于时空拼接状态，如周恩来梦见邓颖超的唱段即是如此。此种处理方式观众很快能够入戏，整体叙事情节推动顺利进行。此外，作品在使用光影效果的过程中还尝试了对于光影的反向使用，从而达到了反拨常规的新模态。作品中陈延年的出场时间极为短暂，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与论证革命必要性及合理性的需要进行了走场。从常理上说，陈延年的“死者”身份显然不适合与其他演员同台演出，使用“光影”效果在此属于传统手法的顺势而为。作品的现代性表现为跳出了既有“光影与时空差”的框架，破例允许主人公带着伤痕和脚镣进行了最短时间演出。这一对于既有规则的摆脱展示了作品对于传统演出范式的突破，也进一步阐明了革命者永垂不朽的价值内核，其视觉震撼效果达到了新的高度。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青春版）的舞台诗学在场景布置上也充满了多元多义的特点。可以说，舞台布景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某种意义上就有可能降低作品所能抵达的艺术丰满度。因而，布景作为整体歌剧的有机成分，实质上代表了作品内在意义的共生基点，其意义不仅是外在层级上的，也同时与作品内蕴形成密切连接。作品深谙布景对于整部作品的重要性，因而在设计上不断进行调配和切换，因地因时制宜，实现了舞台布景在美学及内涵上的双向诗学建构。首先，从地理位置的视角来看，从火车站到江边的布景都充分体现了地标性特色。这不仅客观还原了八一起义在推进过程中的历史镜像，而且从文化意义上复原了地域性的特点。其中，九江江边景观的布置就使得人与物交相辉映，革命浪漫主义的情调扑面而来。由此，布景已经完全拥有了一套属于自身表达的语言逻辑。作为革命戏剧，《八一起义》关于革命场景的呈现自不待言，但作品并未仅仅囿于其中，诸多关于生活日常场景的展示从侧面烘托了革命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革命是炽热的，充满着血与火的考验。日常生活则充满温情和欢乐。而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极为明显。唯有历经革命的真刀实枪，才能回归到质朴而动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因而，表面看起来只是外层意义的布景，内里却传达出对于八一起义本身意义的确认。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青春版）是由本土演员演绎，在原版基础上进行的大胆创新和探求。作品以“青春版”重新启动演出，实则对于生命价值中的“青春”理念进行了深入理解与探析，表现在舞台上则是以纵横交错的形式对于青春、对于生命进行了再发现和再表现。

青春的起点毫无疑问与年龄联系在一起，表现在戏剧作品中则是演员扮相的年轻化。从视觉效果来看，青春版演员整体上实现了这一最为表层的理解。但年轻并不代表稚嫩，年轻演员内在衍生和展示出来的力量使得年轻不仅没有滑翔反而走向了飞翔的高地。作品以年轻为基点，融入了两段较有代表性的爱情故事，一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心魂相依的婚姻中的爱情，一为景云和哑巴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性的爱情。两种爱情一方面既实现了对于“青春”书写的正面回应，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对于爱情不同阶段理解的独到性。周邓的爱情是不断面向分离情境时对于家国的崇仰和挚爱，景云和哑巴的爱情则是超越于语言沟通意义上对于革命理想的拥护和认同。二者在内质上保持了高度的相通性，即革命年代的爱情一来可以视之为青春的证明，但又必然超越于生命意义上的青春理念。其实，作品对于爱情的理解已经从小我意义上的世俗之爱走向了大我意义上的家国深情，因而也就在深层意义上打通了革命与青春的内在韵律，使革命和青春本身都获得了美学上的升华。

在作品中，青春绝不是一种表象，视觉上的美感和年轻化并不构成革命的内在冲劲和要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青春面孔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打造属于自身独有的青春代码。概而言之，作品所表现的青春的革命者大致体现了传承性、可塑性、叛逆性以及斗争性等特征。传承性主要表现为在关系中逐渐形成的代代相传的对于家国信仰的坚定延续，陈延年便是其中的显例；可塑性主要表现为在坚守革命大义过程中个体性所实现的自动调整，周恩来拍桌子这一情节就与其温柔敦厚的性格有所转捩，由此亦可见出革命者在奔赴前线过程中以使命为先的内在心理诉求，表现在作品中则促发了整体观感的起伏和跌宕；叛逆性和斗争性在作品中不单以直呈的方式表现，在不同人物身上还表现了极为戏剧性的效果。朱德起义前夜在麻将馆的表演就颇有戏中戏的意味，客观上也为整部作品增加了风趣幽默的成分。因而，革命落实到不同主体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则是不同的景致，他们共同在舞台上生成了蓬勃有力的青春史诗。

另外，八一起义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某种意义上正与年轻的革命者形成内外协同的意涵关系。“第一枪”意味着革命探索的开始。此时此刻，重要的不是起义的结果，而是起义所宣告的意义以及引领的方向。当第一枪呼啸声响起，中国革命已然进入了新的征程，“青春的”革命将沿着第一枪的方向继往开来，奔赴更高更远的理想。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青春版）通过声光电影的综合互动演绎了八一起义作为“青春的”革命所内含的青春气息以及史诗般的宏伟意象。青春应包容的革命性在作品中得到了多维度、多思路的外化表达。青春之可爱与可敬又赋予革命当仁不让的内涵与气质。当青春与革命握手，青春更加迷人，革命者更加充满活力。

民族歌剧的扛鼎之作《八一起义》
黄国飞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青春版的《八一起义》精彩亮相，让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该剧场面宏阔，情感饱满，音乐激昂，振奋人心。精雕细琢的台词，声情并茂的演唱，荡气回肠的情节，匠心独具的画面，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时代力作。

剧中三线并行交织，讲述南昌起义第一枪的故事。第一条是故事线。作为整部戏的主线，讲述八一起义始末，塑造了朱德、贺龙、刘伯承、叶挺等英雄群像，可谓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第二条线是爱情线。表现周恩来、邓颖超之间的“伉俪情深”以及景芸、哑巴历经战火洗礼的爱情。第三条线是友谊线。毛泽东、周恩来的三次“击掌相约”洋溢着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念。

该剧是革命精神的当代表达。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却不止于第一枪。剧组在深入了解史实的基础上，将几场起义连起来，将英雄人物周恩来的个人成长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成熟相结合，置于革命历史的洪流看南昌起义，凸显重大深远意义。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歌剧曲调，一咏三叹、优美动人。景芸诉情要枪的唱段，从一个小人物的角度点题，亲和、感人，更具说服力。《相伴一生》唱词契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用现代语言书写革命岁月的美好感情。唱段“谁来回答？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苦难的中国，谁能回答？”艺术化地展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